1945年，中共“七大”前夕，毛主席回忆起最初的入党时刻，提到最关键的入党介绍人时，他说“我没有介绍人。”
按理说每个人入党都需要有优秀的共产党员推荐，为何毛主席如此例外？
一、先人一步
毛主席入党形式的特殊性与他入党的特殊时期密切相关。
1919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国内群众的觉醒，中国社会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与此同时，马列主义的种子也随着这阵春风来到了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
紧接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发将火种凝聚起来，形成了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
马列主义的风潮同样也影响到了湖南。
1920年，在毛泽东的引领下，原本的新民学会延伸出一个新的分支小组，小组成员大多对于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兴趣。
由于当时政府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容，小组成员的活动一直是秘密进行的，这便是湖南地区早期共产党的雏形。
1920年7月，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湖南地区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
长沙文化书社立志成为承接新文化运动的接力棒，以文字、语言等方式促进更多有志青年的觉醒。
在当时，长沙文化书社名气很大，以至于连当时的湖南省省长都参加了剪彩仪式。
那么，长沙文化书社要维持下去，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资金该从何处筹集？在大家集思广益之后，决定以入股的形式，来吸引大批投资。
1920年8月13日，正当长沙文化书社蒸蒸日上的时候，毛泽东的至交蔡和森将一封有关建党的信从遥远的法国寄了过来。
要知道，蔡和森除了是毛泽东的好友之外，也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
他曾与毛泽东一同受过马列主义的熏陶，有着先进的思想，所以在建党问题上有一定的见地。
8月22日，由毛泽东带头发起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式成立。
虽然，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没有明确冠名“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个由五位有名教育界名人参与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将马列主义的种子播种在无数有志青年的心田。
身为马列主义的拥护者，蔡和森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沉淀之后，于9月16日给身在湖南的毛泽东寄出了第二封信。
在这一次的信中，他对于建党事宜有了更加具体的刻画。甚至从明确建党的重要性，延伸到入党的纪律、条件、方法。
几经辗转，这封来自海外、心系祖国的学子的信，终于来到了毛泽东的手上。
但是，由于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毛泽东回复信件的时候已经是次年一月份。
毛主席在1921年1月份给予蔡和森的回信中，曾毫不吝啬地夸赞陈独秀在建党问题上的努力。
他挥笔写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此时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核心地段在上海，陈独秀是当时较为权威的“领军人物”。
而毛泽东对于蔡和森的回复，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同他一样拥护共产党，另一方面赞赏陈独秀的所作所为，向蔡和森“汇报”了国内建党的进程。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想要建党的想法。
中共“一大”前，当时负责邀请相关同志的李达将发往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信件寄到了长沙新文化出版社，收信人便是毛泽东。
收到信后，毛泽东激动万分，他立即与好友何叔衡分享这个惊喜，随后二人结伴前往上海参加会议。
在当时，由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过于敏感，大家一般以英文缩写“CP”和“SY”称呼彼此。
所以，当被李达问道：“你们是CP，还是SY？”时，毛泽东谨慎回答了“SY”。
因为中共“一大”是共产党党员，即“CP”的会议，所以在自称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毛泽东与何叔衡参加会议期间，李达提出让他们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乡组织CP的要求。
在湖南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个要求一下子刻在了毛泽东的脑海中，让他在中共一大的表现颇为反常。
二、毛泽东的特殊待遇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顺利召开。一开始会议的地点暂定在李汉俊的寓所中。
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并非都是上海本地人，如何安置与会人员的住宿成了组织者的“心头大患”。
由于中共“一大”是秘密进行的，选择的住宿地点最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要避开国民党特务对我党人员的迫害。
几经考量，最终将这些外地人员安排到博文女校的临时寓所。
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只租了三间屋子且都在博文女校的楼上。要知道，这次前往会议的先进分子有9个人三间屋子怎么分呢？
当然不是强制分组，9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脾气秉性自由组合。
但是，在自由组合之后，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现象，有一个人在不争不抢的前提下住到了单间，他便是毛泽东。
诚然，毛泽东是位有名的进步青年，但是，能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人哪个不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为何毛泽东会被如此特殊的照顾？
在细究之后才明白，毛泽东被如此特殊照顾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众人“嫌弃”。
一方面，大家“嫌弃”这个小屋子光线不好，心中会有意识地规避了这个选择。另一方面，毛泽东这个室友过于“奇葩”，大家很难招架住。
毕竟，在人人一张席子睡地板的时刻，毛泽东偏要“高人一等”，他用两条长凳架起了一个单人板床，在改善自己睡眠条件的同时，不由招人眼红。
隐隐被“孤立”的毛泽东竟然没有发觉。
因为当时参会的人员普遍都是青年人，大家对于感情生活的交流颇为感兴趣，所以常常以诸如婚姻和爱情等话题来聊天，以促进彼此的交流。
每当这个时刻，毛泽东总是沉默的，他总是出神地思考其他事情，仿佛和大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在众人闲谈时，毛泽东会出神也就罢了，毕竟人各有志，他对于大家聊天的话题不感兴趣也可以理解。
但是，当他在自己居住的屋子里走走停停地徘徊时，总是会忽略前往他窗前向他打招呼的友人。
按理说，毛泽东如此求索，本该在会议上有所“爆发”才是，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理论研讨会上，只有李达等人对于马列主义慷慨激昂地演说。
毛泽东除了倾听、记录，就是沉默。为此，他得到了一份很适合他的工作，即记录会议、保管文献等。
虽说毛泽东在为人处世、与生活习惯上有些异于常人，但是，他在工作时将慎重、谦虚贯穿始终，记录的资料客观且真实。
可以说，他的记录工作完成得颇为优秀。
当然，毛泽东并非一直表现平平。遇到合胃口的人，他也是巧言善辩得“鬼才”。对此，当时曾担任中共“一大”会议主席的张国焘对其赞口不绝。
他承认一口湖南话的毛泽东，带着与大上海有些不符的土气，而且由于接触时间尚且短，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没有多么深层次的认知，未曾在“一大”会议上提出什么相关看法。
但是，善于学习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关于共产党的常识。
此外，毛泽东并非大家所认为的那般无趣。
他在闲暇时刻会与友人进行交流，偶尔设置的一些有趣陷阱，会让对方情不自禁地落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圈套”，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会不厚道的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灵动”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会议现场。
这是一名可疑的中年男子，他先是环顾一周，后表达歉意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
虽然中年男子迅速离开，但是当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是警觉，他以：“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
来安抚众人。而后，与会代表们一脸凝重地前往相对安全的《新青年》编辑部，商谈会议下步该如何召开时。
而毛泽东秘密回到代表住处的博文女校，只是为了观察住所有没有处于监视之中。
这份对于危险的警觉，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所能拥有的。那么，为何毛泽东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那么另类呢？
一方面，在当时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解确实处于刚刚接触的阶段，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记录。
另一方面，中共“一大”中的很多新思想、新理念让青年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开始思索如何将理论落地成现实，时刻计划着回到湖南后开展相关工作。
三、毛泽东建党
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结束了，毛泽东等外乡人纷纷启程离开上海。
8月初，刚抵达长沙的毛泽东还没有安顿好，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易礼容。
易礼容是何许人也？原来，易礼容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他既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也是长沙文化出版社的经理，后曾当过湖南省的代理书记，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怀着一腔热忱来到朝宗街文化书社，却不想，今日文化书社的生意格外火爆，来往的人很多。
只能将易礼容邀请出文化书社，找到僻静的相对安全的角落，郑重且坚定地对易礼容说：“我要成立党！”
面对毛泽东的坚持，易礼容有些踌躇，他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人救70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党和革命息息相关，而革命注定会有牺牲，所以，易礼容的担忧和顾虑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面对好友的顾虑，毛泽东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瓜熟蒂落。”
面对毛泽东的果决和坚持，易礼容回应道：“瓜熟蒂落，那就干吧！”
在毛泽东与易礼容商议好几天后，他们相约去找了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何叔衡。
他们漫步在清水塘后面的铁草坪上，若无其事地交谈着涉及到生死以及国家命运的建党问题，最终，三个人决定共同成立中国共产党。
而后，三人开始发动周围的先进分子一起参与建党伟业。
金秋十月，他们几人时常穿梭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小丛林中，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建党问题。
1921年10月10日，湖南党支部正式建立起来，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一同搬了过来。
按理说，湖南党支部是1921年10月成立的，中共“一大”召开是在1920年7月。
所以李达曾说，毛泽东在参加中共“一大”时，并非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有一定的依据。
那么，为何毛泽东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召开时，曾将自己的入党时间一栏写上了1920？
原来，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志就创建了共产党发起组，组织以上海为核心逐步辐射地方。
而湖南长沙地区也包含在陈独秀的建党计划之内。而负责湖南长沙建党区域的人，正是毛泽东。
所以，哪怕此时湖南地区并没有建立共产党，毛泽东依旧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外围党员。